讀韓愈《爭臣論》

居位盡職，不可尸位素餐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讀韓愈《爭臣論》

      《爭臣論》針對德宗時諫議大夫陽城，不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，身為諫官卻不問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現，用問答的形式，對陽城的為人和行事進行直截了當的批評，指出為官者應當認真對待自己的官職，忠於職守，不能敷衍塞責，得過且過。由於文章有的放矢，確實也使陽城改變了自己的作風，此乃後話。

      在古代官僚體系中，諫官作為朝廷的“耳目”，肩負著匡正君失、察舉朝政的特殊使命，其履職狀態直接關系到政治清明與社稷安危。唐代文豪韓愈的《爭臣論》，恰如一把鋒利的解剖刀，針對諫議大夫陽城“在其位不謀其政”的行為展開深刻批判，不僅闡明了為官者應恪守職責的政治倫理，更為後世留下了穿越時空的價值鏡鑒。

      文章開篇便設置認知衝突：有人盛贊陽城為“有道之士”，稱道其學識廣博卻不事張揚，隱居時能以德行感化鄉鄰，受薦為官後仍保持淡泊心性。對此，韓愈以《易經》為理論武器直擊要害：《蠱》卦“上九”強調隱居者當守高尚之志，《蹇》卦“六二”則要求朝臣需盡忠直之責，陽城身居諫官之位五年，卻對朝政得失漠然如“越人視秦人之肥瘠”，這種固守一成不變的“德行”，正是《易經》所警示的“恒其德貞，夫子凶”的失當之舉。

      當論辯者提出“陽城私下進諫而不張揚”的辯解時，韓愈進一步釐清權責邊界：大臣宰相可隱其諫議以全君德，而諫官的天職本就是以“直言骨鯁”立於世。陽城由布衣被擢升諫職，朝廷期待的是其以諫名彰顯正氣，使天下知“朝廷有直言之臣，天子有從諫之美”，若一味藏鋒斂跡，反而可能助長君主“惡聞其過”的隱患。

      面對“陽城被迫出仕應寬容”的論調，韓愈以大禹“三過家門不入”、孔子“席不暇暖”、墨子“突不得黔”的典故，揭示聖賢精神的核心：“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，而必以兼濟天下”。天賦賢能者當如“時人之耳目”，以己之才補世之不足，若坐擁高位卻圖安逸，實乃背離天命的失職。

      針對“好盡言招禍”的質疑，韓愈亮出儒家擔當觀：“君子居其位，則思死其官”。他強調自己的批判旨在“明道”而非“加人”，並援引《傳》中“惟善人能受盡言”的古訓，指出真正的有道之士，理應具備聞過則改的胸襟。

      通篇以問答式論辯層層推進，韓愈不僅揭穿了“尸位素餐”的虛偽性，更將儒家“在其位謀其政”的責任倫理闡釋得入木三分。這篇雄文對當代的啟示尤為鮮明：無論身處何種崗位，都需以“守土有責”的自覺履行使命，方能在時代的坐標中確立自身價值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 附原文《爭臣論》

     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，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？學廣而聞多，不求聞於人也。行古人之道，居於晉之鄙。晉之鄙人，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。大臣聞而薦之，天子以為諫議大夫。人皆以為華，陽子不色喜。居於位五年矣，視其德，如在野，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？

      愈應之曰：是《易》所謂恒其德貞，而夫子凶者也。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？在《易·蠱》之“上九”云：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則曰：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，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蠱》之“上九”，居無用之地，而致匪躬之節；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，在王臣之位，而高不事之心，則冒進之患生，曠官之刺興。志不可則，而尤不終無也。今陽子在位，不為不久矣；聞天下之得失，不為不熟矣；天子待之，不為不加矣。而未嘗一言及於政。視政之得失，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，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。問其官，則曰諫議也；問其祿，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；問其政，則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，固如是乎哉？且吾聞之：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職則去；有言責者，不得其言則去。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？得其言而不言，與不得其言而不去，無一可者也。陽子將為祿仕乎？古之人有云：“仕不為貧，而有時乎為貧。”謂祿仕者也。宜乎辭尊而居卑，辭富而居貧，若抱關擊柝者可也。蓋孔子嘗為委吏矣，嘗為乘田矣，亦不敢曠其職，必曰“會計當而已矣”，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陽子之秩祿，不為卑且貧，章章明矣，而如此，其可乎哉？

      或曰：否，非若此也。夫陽子惡訕上者，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。故雖諫且議，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書》曰：“爾有嘉謨嘉猷，則人告爾后於內，爾乃順之於外，曰：斯謨斯猷，惟我后之德”若陽子之用心，亦若此者。愈應之曰：若陽子之用心如此，滋所謂惑者矣。入則諫其君，出不使人知者，大臣宰相者之事，非陽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陽子，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，主上嘉其行誼，擢在此位，官以諫為名，誠宜有以奉其職，使四方後代，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，天子有不僭賞、從諫如流之美。庶巖穴之士，聞而慕之，束帶結髮，願進於闕下，而伸其辭說，致吾君於堯舜，熙鴻號於無窮也。若《書》所謂，則大臣宰相之事，非陽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陽子之心，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？是啟之也。

      或曰：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，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變，何子過之深也？愈曰：自古聖人賢士，皆非有求於聞用也。閔其時之不平，人之不乂，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，而必以兼濟天下也。孜孜矻矻，死而後已。故禹過家門不入，孔席不暇暖，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聖一賢者，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？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。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，豈使自有餘而已，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於身也，耳司聞而目司見，聽其是非，視其險易，然後身得安焉。聖賢者，時人之耳目也；時人者，聖賢之身也。且陽子之不賢，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；若果賢，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。惡得以自暇逸乎哉？

      或曰：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，而惡訐以為直者。若吾子之論，直則直矣，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？好盡言以招人過，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，吾子其亦聞乎？愈曰：君子居其位，則思死其官。未得位，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。我將以明道也，非以為直而加人也。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，而好盡言於亂國，是以見殺。《傳》曰：“惟善人能受盡言。”謂其聞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：“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。”今雖不能及已，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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